當前，數字化轉型已成為(wei) 各國普遍共識，發達國家更是將關(guan) 乎數字經濟發展的關(guan) 鍵和核心技術列入戰略必爭(zheng) 領域，試圖進一步加強其主導規則下的關(guan) 鍵和新興(xing) 技術國際標準領導力，掌控數字經濟時代的戰略高地和話語權。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成績舉(ju) 世矚目，但與(yu) 發達國家相比尚有一定差距，存在著數實融合程度偏低、關(guan) 鍵核心技術創新不足、數字時代競爭(zheng) 規則話語權弱等問題。當前，需緊緊抓住數字化轉型時代機遇，加快關(guan) 鍵和核心技術創新，高質量推動數實融合走深向實。

數字經濟成為(wei) 全球大國競爭(zheng) 主戰場

隨著人工智能、信息通信等數字技術迅猛發展，數字技術創新驅動的數字經濟正深刻改變著傳(chuan) 統經濟發展模式，成為(wei) 全球經濟發展新的重要增長引擎。一是數字經濟在全球經濟增長中重要地位越發凸顯。根據中國信通院《全球數字經濟白皮書(shu) （2022年）》報告，2021年全球47個(ge) 國家數字經濟規模達到38.1萬(wan) 億(yi) 美元，占GDP比重達到45.0%，同比增加5.5萬(wan) 億(yi) 和1.3個(ge) 百分點，數字經濟在引領世界經濟複蘇和重塑全球經濟格局中的作用愈發凸顯。二是數字經濟在重塑國際競爭(zheng) 格局中扮演關(guan) 鍵力量。數字經濟作為(wei) 一種全新的社會(hui) 經濟形態，對工業(ye) 經濟時代構建的全球產(chan) 業(ye) 分工格局和競爭(zheng) 秩序形成顛覆性挑戰，成為(wei) 決(jue) 定未來幾十年重塑全球競爭(zheng) 新格局的關(guan) 鍵因素。三是數字經濟是我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必由之路。發展數字經濟，是我國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chan) 業(ye) 變革新機遇的戰略選擇，也是我國實現對發達經濟體(ti) 趕超的重要契機，數字經濟將構建起我國現代經濟體(ti) 係的重要新增長引擎。

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麵臨(lin) 三大挑戰

我國數字經濟蓬勃發展，數字產(chan) 業(ye) 化和產(chan) 業(ye) 數字化進程加速推進，數字技術催生的新技術、新業(ye) 態、新模式廣泛滲透到經濟社會(hui) 各領域，對我國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引領支撐作用日益凸顯。但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在技術層、應用層和製度層仍存在三大困境，急需突破。

技術層：我國數字經濟關(guan) 鍵核心技術創新亟待增強

是否掌握數字經濟主導技術路線和關(guan) 鍵技術直接關(guan) 係國家數字經濟競爭(zheng) 力，但是我國數字經濟在關(guan) 鍵核心技術與(yu) 技術路線選擇上存在被壓製風險。一是我國數字經濟關(guan) 鍵核心技術對外依存度較高。我國數字核心關(guan) 鍵技術對外依存度較高，高端芯片、工業(ye) 控製軟件、核心元器件、基本算法等300多項與(yu) 數字產(chan) 業(ye) 相關(guan) 的關(guan) 鍵技術仍然受製於(yu) 人，數字技術的產(chan) 業(ye) 化應用、工程化推廣、商業(ye) 化運作缺乏成體(ti) 係推進，對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安全穩定性形成挑戰。二是我國數字經濟的底層技術邏輯被替代風險大。過去十多年，我國數字經濟的崛起主要是建立在以5G為(wei) 代表的“軟硬件一體(ti) 化”數字經濟技術路線選擇上，龐大的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建立了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但是，發達國家憑借其在基礎軟件和芯片技術上的優(you) 勢重構全球數字經濟技術路線，極力倡導以“開源”取代“軟硬件一體(ti) 化”，通過接口標準、核心軟件和底層芯片重新定義(yi) 數字經濟基礎，我國數字經濟底層技術邏輯被衝(chong) 擊風險大。

應用層：我國數字與(yu) 實體(ti) 經濟融合程度有待提升

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雖穩居全球第二，但整體(ti) 上數實融合程度還比較低，發展還不平衡，企業(ye) 數字化轉型成本比較高。一是我國三次產(chan) 業(ye) 數實融合程度不平衡性大。根據《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shu) 》，2021年我國一二三產(chan) 業(ye) 的數字經濟滲透率分別達到了9.7%、22.4%和43.3%，較2020年分別提高了0.8、1.4和2.6個(ge) 百分點，但是一二產(chan) 業(ye) 數實融合程度較低且增速明顯慢於(yu) 第三產(chan) 業(ye) ，這將極大地影響勞動生產(chan) 率的提高。二是數實融合程度明顯滯後於(yu) 發達國家水平。《全球數字經濟白皮書(shu) （2022年）》顯示，全球一二三產(chan) 的產(chan) 業(ye) 數字化水平最高分別超過30%、40%、60%，我國三次產(chan) 業(ye) 數字經濟滲透率與(yu) 發達國家差距較大，即使數字化程度最高的三產(chan) 也低於(yu) 發達國家平均水平7~8個(ge) 百分點。三是大量中小企業(ye) 在數字化轉型中踟躕不前。中小微企業(ye) 在麵對跨越數字鴻溝時存在著不想轉、不會(hui) 轉、不敢轉等問題。根據中國電子技術標準化研究院報告，2021年我國在數字化轉型中處於(yu) 初步探索階段、行業(ye) 踐行階段和深度應用階段的企業(ye) 占比分別為(wei) 79%、12%和9%，表明絕大部分中小企業(ye) 仍處於(yu) 數字化轉型的初級階段。

製度層：我國數字治理體(ti) 係和監管規則亟須健全

數字規則是全球數據競爭(zheng) 的重要利器，是數字經濟時代掌握話語權的重要製度基礎，但是我國數字規則存在與(yu) 數字經濟發展地位和速度不匹配、不適應問題。一是國際上發達國家把持數字規則嚴(yan) 重衝(chong) 擊我國數據治理體(ti) 係。美國依靠其數字技術和數字經濟先行者優(you) 勢奠定數字監管全球治理體(ti) 係，歐盟也依靠其統一大市場優(you) 勢，較早建立了數據監管製度體(ti) 係。全球數字規則已形成歐盟模式和美國模式“二分天下”的局勢，我國數字經濟話語權較弱，歐美利用數字規則域外效力主導全球數字經濟競爭(zheng) 方向，直接影響我國數據主權安全。二是我國數字製度建設滯後於(yu) 數字經濟發展。我國數字經濟製度建設與(yu) 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現實不相匹配，成為(wei) 數字經濟發展的掣肘。當前關(guan) 於(yu) 數據權屬確認、數據交易規則、數據流通體(ti) 係、數據安全監管等製度體(ti) 係、法律法規以及標準規範等還不健全，數字經濟企業(ye) 間不同的業(ye) 務框架和係統導致數據聯通、整合與(yu) 共享不足，“數據孤島”現象依然嚴(yan) 重，製約著“數字紅利”的釋放。

相關(guan) 政策建議

未來數字經濟競爭(zheng) 的關(guan) 鍵，既要看誰能夠掌握人工智能、5G、區塊鏈、量子信息這些核心技術，又要看誰在推動新技術和實體(ti) 經濟的深度融合上走得更好，形成良性的數字經濟產(chan) 業(ye) 生態。對此，應統籌謀劃我國數字經濟有效發展路徑。

首先，加快數字核心技術攻關(guan) ，超前部署關(guan) 鍵基礎設施。

一是要始終牽住數字關(guan) 鍵核心技術自主創新“牛鼻子”，提高數字技術基礎研發能力，打好關(guan) 鍵核心技術攻堅戰，深入推進5G、人工智能等數字經濟關(guan) 鍵核心技術研發和標準研製，牢牢掌握數字經濟技術自主權。二是係統梳理和研究符合我國國情和安全的數字經濟技術路線，適度超前部署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擴大數字經濟技術發展底層邏輯優(you) 勢，加快構建高速泛在、天地一體(ti) 、雲(yun) 網融合的5G網絡、算力網絡，加快推動數字核心技術在工業(ye) 領域應用。

其次，推進數實融合走深向實，釋放數字要素發展潛能。

一是發揮數實融合核心價(jia) 值，通過數字化技術賦能，帶動產(chan) 業(ye) 鏈、供應鏈、創新鏈、價(jia) 值鏈全麵升級，提升經濟發展的韌性。二是聚焦人工智能、大數據、工業(ye) 互聯網、區塊鏈、元宇宙等數字核心產(chan) 業(ye) ，加強麵向多元化應用場景的技術融合和產(chan) 品創新，豐(feng) 富數字技術應用場景，使數字技術深度融入千行百業(ye) 。三是激活數據要素潛能，提升數據要素賦值企業(ye) 發展貢獻度，加快培育製造業(ye) 轉型服務生態，布局數字化轉型促進中心，降低中小企業(ye) 數字化轉型門檻。

最後，完善數字經濟治理體(ti) 係，擴大數字經濟自主權。

一是持續完善數字經濟治理頂層製度設計，針對數據確權、數據定價(jia) 、數據交易、數據安全等數字經濟發展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加快構建全方位、多層次、立體(ti) 化的製度監管體(ti) 係，提高數字化發展效能。二是推動社會(hui) 治理從(cong) 實體(ti) 空間向網絡空間延伸，構建符合數實融合發展新需求的數據治理模式，加強通用人工智能、數字身份、數據要素等關(guan) 鍵技術標準研製，打通數實融合規則和標準接口。三是積極參與(yu) 和推動數字經濟全球治理，抓住數字經濟國際規則製定的機會(hui) 窗口，在全球數據治理、網絡空間治理等重點領域，積極參與(yu) 製定國際標準和規則，貢獻我國數字經濟治理經驗和智慧，加快構建開放、兼容、安全、高效的全球數字經濟治理體(ti) 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