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中國西北固原農(nong) 村的高治曉，戴著頭盔口罩，一身黃衣跨在電動車上，登上了美國《時代》周刊今年3月疫情特刊的封麵。高治曉吸引這本國際大刊目光的原因，是“當世界停止時”，他與(yu) 300萬(wan) 名外賣同行一起，仍馳騁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支撐著人們(men) 的日常生活。而與(yu) 此同時，美國的配送員們(men) 為(wei) 躲避新冠病毒，卻在要求帶薪休假。

今年32歲的高治曉在做騎手之前，已“京漂”多年，先後從(cong) 事過餐飲、商場導購、保安、快遞等多個(ge) 職業(ye) 。在最近的一次創業(ye) 開餐館失敗後，又做起了外賣員。促使高治曉們(men) 不懈奔波的，是中國外賣業(ye) 的全球最高訂單量。

2019年，中國快遞業(ye) 務總量累計達到635.2億(yi) 件，業(ye) 務收入達到7497.8億(yi) 元，從(cong) 業(ye) 人數已突破1000萬(wan) 人。在同為(wei) “最後一公裏”的配送末端生態裏，餐飲外賣行業(ye) 發展更為(wei) 迅速，2019年產(chan) 業(ye) 規模已達6536億(yi) 元，外賣員總數已突破700萬(wan) 人。

疫情進一步加速了勞動力的產(chan) 業(ye) 間流動。從(cong) 今年1月下旬至今，美團與(yu) 餓了麽(me) 累計新增的超200萬(wan) 外賣騎手中，有近三成來自製造業(ye) 工人，有超八成是40歲以下青年。二三十年前，“去沿海地區工廠打工”還是內(nei) 地無數待業(ye) 青年的第一選擇，如今，到大城市送快遞、送外賣，正在成為(wei) 越來越多年輕人的優(you) 先職業(ye) 選項。

中國急速壯大的快遞外賣業(ye) ，如同一塊迅速膨脹的海綿，正吸納著越來越多的青壯年勞動力。曾經忙碌在工廠層層流水線上的“打工仔”們(men) ，創造了中國持續高速增長的經濟奇跡；如今奔馳在城市毛細血管般配送線上的各路騎手們(men) ，也被看作中國新興(xing) 的電子商務經濟引領全球潮流的標誌之一。但從(cong) 本質而言，這一勞動力群體(ti) 的轉移，實質上是從(cong) 過去的低端加工製造業(ye) 轉入到服務業(ye) 中同樣相對低端的快遞外賣行業(ye) 。

時代的風口

今年4月，22歲的苗森終於(yu) 鼓起勇氣，辭去了父母托關(guan) 係才為(wei) 他找到的工廠裝卸工人的工作，他跟著老鄉(xiang) 離開河北農(nong) 村老家來到北京，期望以外賣員的身份開啟“月入過萬(wan) ”的新生活。

苗森高中肄業(ye) 後進了工廠，多年不變的3000元月薪令他在同齡人裏無可誇耀。在苗森身邊，已經有越來越多與(yu) 他年齡、經曆相仿的年輕人，放棄了父輩農(nong) 民、工人的職業(ye) 道路，去做快遞員、外賣員。那些先入行的兄弟們(men) 告訴苗森，一個(ge) 月送外賣掙個(ge) 萬(wan) 兒(er) 八千很正常。

進入工廠曾是一代人的夢想。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搞活經濟的號角響遍中國大地，曾經祖祖輩輩麵朝黃土背朝天的農(nong) 民，一下子有了新的人生盼頭：進城打工。

這是中國的第一批農(nong) 民工，也是中國“製造工廠”時代的主力軍(jun) 。他們(men) 浩浩蕩蕩奔湧入城，進入各種鑄造廠、紡織廠、裝配流水線、建築工地，人人以進廠當工人為(wei) 榮，努力扮演著巨大工業(ye) 機器中的無數“螺絲(si) 釘”，撐起了廣東(dong) 、福建、江浙等省份製造業(ye) 的半壁江山。

以製造業(ye) 強市廣州為(wei) 例。據不完全統計，1976年流入廣州的民工尚不足兩(liang) 萬(wan) 人。自1980年起，進城務工農(nong) 民開始迅猛增長，1987年已猛增至45萬(wan) 人。那是中國製造業(ye) 發展的黃金時代。到1988年，中國農(nong) 民工總量已達1.2億(yi) 左右。廣東(dong) 、福建、江浙等東(dong) 部沿海地區成為(wei) 農(nong) 民工流動最為(wei) 活躍的地區。

“在上一代人眼裏，進廠子打工就是一個(ge) 好工作。”在苗森看來，他們(men) 這代人與(yu) 父輩的職業(ye) 選擇已經完全不同了。轉行之前，苗森曾在河北承德一家機械工廠做裝卸工人，這是一份親(qin) 戚托人幫忙才得到的工作。

苗森的父親(qin) 曾外出打工，母親(qin) 在家務農(nong) ，父母都是小學文化。在今年疫情影響到工廠開工之前，家裏人一直堅持不允許他換工作，父母相信工廠工作的穩定性，對快遞、外賣等“不懂的”行業(ye) 有天然的排斥感。今年4月，苗森辭去工作去北京做外賣員，是他和家裏多次溝通失敗後，先斬後奏的結果。

時移事易。1980年後出生的新生代農(nong) 民工，大多不再願意遵循父輩的工人職業(ye) 路徑。國家統計局發布的《農(nong) 民工監測報告》顯示，2008年至2018年，從(cong) 事製造業(ye) 的農(nong) 民工占農(nong) 民工總量的平均年增長率為(wei) -2.84%。雖然農(nong) 民工的總量仍在逐年增長，但無論是農(nong) 民工占整個(ge) 製造業(ye) 就業(ye) 總人數的比例，還是占農(nong) 民工總量的比例，均呈現下降趨勢。

2006年~2014年，從(cong) 事製造業(ye) 的農(nong) 民工平均年齡從(cong) 26歲一路升高至34歲。相比父輩，新一代農(nong) 民工基本具備初高中以上文化，受教育程度明顯高於(yu) 父輩普遍的小學初中文化。更高的文化程度拔高了職業(ye) 選擇標準，相比枯燥重複的流水線工人，近十年間迅速發展的生活服務業(ye) 中的新興(xing) 崗位，正在成為(wei) 他們(men) 更青睞的新去處。

新生代農(nong) 民工向往大城市和新興(xing) 行業(ye) ，但普遍的初高中文化水平尚不足以支撐他們(men) 走上互聯網行業(ye) 中的核心崗位，而互聯網產(chan) 業(ye) 生態中新興(xing) 的大量基礎性、邊緣性崗位，成了他們(men) 中多數人的職業(ye) 選擇。快遞與(yu) 外賣行業(ye) 正是這樣的典型。互聯網生態的擴張，把中國的快遞業(ye) 和外賣業(ye) 送上了發展的高速路。

2000年前後，中國民營快遞業(ye) 一起步就有了迅猛增長。到2005年之後，電子商務進入高速發展期，網購需求迎來爆發式增長，再次帶動了民營快遞業(ye) 的狂飆猛進。這一年，網購零售帶來的快遞業(ye) 務量占到了快遞總業(ye) 務量的一半以上，自此，快遞逐漸成為(wei) 電商服務的重要環節。

到2010年前後，中國快遞業(ye) 已初步形成EMS、順豐(feng) 、京東(dong) 、“四通一達”等巨頭並立的格局。在電商助力下，2014年，中國快遞年業(ye) 務量首次突破100億(yi) 件，超過美國成為(wei) 全球第一，此後仍保持每年100億(yi) 件增長的超高發展速度，至今已連續六年牢牢占據世界第一的位置。

這一時期，餐飲外賣行業(ye) 開始萌發，並以驚人速度搭建起龐大的產(chan) 業(ye) 生態。2011年，成立三年的校園軟件“餓了麽(me) ”獲得了第一筆百萬(wan) 美元的投資；2013年和2014年，美團外賣與(yu) 百度外賣相繼成立。自此，中國外賣業(ye) 以每年新增用戶過億(yi) 的速度迅速膨脹，並在2017年確立美團與(yu) 餓了麽(me) 的雙寡頭格局。2019年，中國餐飲外賣產(chan) 業(ye) 規模達到6536億(yi) 元，消費者規模約4.6億(yi) 人，外賣員總數已突破700萬(wan) 人。

“現在的就業(ye) 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學者章錚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指出，“1980年代末，中國非技術勞動力市場嚴(yan) 重供過於(yu) 求，而2004年之後，中國青年農(nong) 民工數量不斷減少，且越年輕的農(nong) 民工減少得越多。農(nong) 民工總體(ti) 上供求平衡，但青年農(nong) 民工已供不應求。”

無論製造業(ye) 還是生活服務業(ye) ，40歲以下的青年農(nong) 民工都是最受歡迎的勞動力。而如今，工廠對年輕人的吸引力已經遠遠落後於(yu) 快遞、外賣等新興(xing) 服務業(ye) 。在各大招聘網站上，大多數工廠招工的年齡限製仍卡在20～40歲之間，薪資範圍一般都在4000～7000元，包吃包住，輪休製居多。可招聘啟事掛了一段時間，工廠老板們(men) 發現，這個(ge) 年齡段的人不好招，這些人更願意加入到快遞、外賣等新興(xing) 行業(ye) 的大軍(jun) 中，用更自由的時間換取7000元以上的月薪。

美團外賣和餓了麽(me) 數據顯示，2019年，在美團外賣的400萬(wan) 名騎手中，20～40歲年齡段騎手占比高達83.7%。在餓了麽(me) 的300萬(wan) 名騎手中，平均年齡31歲，90後占比約為(wei) 47%。

在1998年出生的苗森看來，工廠工人和外賣員的工作體(ti) 驗是完全不一樣的。此前，苗森在一個(ge) 郊區的機械工廠做裝卸工，廠房和宿舍在一起。他每天的工作內(nei) 容，就是跟著來回運送的貨車裝卸，有時也在車間裏幫忙做包裝、搬運之類的活兒(er) ，老板說是“上六休一”，但忙起來也會(hui) 連續加班。

“每天都待在廠子裏，搬東(dong) 西很累，還要被呼來喝去的。”苗森直言，“我們(men) 這個(ge) 年紀的，誰會(hui) 喜歡這樣的工作呢？錢又不多。”相比之下，騎手工作看起來具有“時間自由”“多勞多得”的優(you) 點，這對曾經工作定薪不定時的苗森來說，有很大吸引力。

收入，是影響就業(ye) 意願的最大因素。《2018年送餐員就業(ye) 報告》顯示，2018年，全國外賣騎手平均月薪為(wei) 7750元左右，在需求最旺盛的杭州，騎手平均薪資達9121元。

而在傳(chuan) 統製造業(ye) 工廠則是另一番景象。企業(ye) 主不會(hui) 拿出動輒七八千元的工資成本去招聘大量普通工人。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9年製造業(ye) 規模以上企業(ye) 就業(ye) 人員年平均工資為(wei) 70494元，絕對薪資不及快遞外賣員群體(ti) 。

今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又給製造業(ye) 蒙上了一層陰影。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0年1～4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ye) 企業(ye) 利潤總額同比下降了27.4%。在疫情的衝(chong) 擊下，許多工廠的營收效益大幅下滑，再提高人力成本並不現實。

“農(nong) 民工大量流向服務業(ye) ，應該怪製造業(ye) 工資太低。”章錚直言，“農(nong) 民工是勞動力市場上的供給方。製造業(ye) 企業(ye) 為(wei) 了降成本，當然希望工資越低越好。但農(nong) 民工同時又是消費品和商品房市場上的需求方。如果希望通過農(nong) 民工城鎮化、市民化來擴大有關(guan) 市場的需求，首先就得解決(jue) 農(nong) 民工收入太低、沒有經濟能力進城的問題。”

機器人將人擠出車間

年輕一代不再青睞工廠，除了薪酬、個(ge) 人就業(ye) 意願層麵因素的影響，另一方麵，製造業(ye) 工廠智能化、自動化設備的日益完善，則從(cong) 根本上削減了工廠對普通工人的用工需求。

在服裝加工廠密集的廣東(dong) 省東(dong) 莞市，自動化生產(chan) 流水線幾乎成了大型加工廠的廠房標配，即使是規模較小的加工廠也大多以自動化設備替代了人工的包裝、切縫等流程化環節。

“現在我們(men) 的工廠生產(chan) 線已基本實現全自動化，每年能省下20%左右的人力成本。”知名內(nei) 衣品牌都市麗(li) 人集團人力資源副總裁潘紀剛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服裝生產(chan) 線上，裁剪、縫製、檢測、物流、標準零部件裝配等主要環節，基本都可以實現自動化，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潘紀剛坦言，添置自動化設備的動力，正是近年來不斷上漲的人力成本。“一線工人的用工成本幾乎以每年10%～45%的幅度在增長，加之一線工人流動性大，不穩定，培訓時間、熟練度也會(hui) 影響企業(ye) 的人力成本。”

服裝紡織業(ye) 的自動化是製造業(ye) 生產(chan) 變革的一個(ge) 縮影。在“代工大王”富士康集團，近十年營收總體(ti) 上漲，全球員工總數卻從(cong) 高峰時期的120萬(wan) 人一路銳減至66萬(wan) 人。在汽車製造業(ye) ，號稱中國最先進製造業(ye) 工廠的上海通用金橋工廠，由十幾名技術員操控的386台機器人替代了從(cong) 前的大批一線工人，每天能合作生產(chan) 80台凱迪拉克汽車。

牛津經濟研究院在2019年6月發布的報告《機器人如何改變世界》中指出，新安裝一個(ge) 機器人將會(hui) 削減1.6個(ge) 崗位，到2030年，全球製造業(ye) 就業(ye) 將因此減少2000萬(wan) 。

中國作為(wei) 人口大國和製造業(ye) 大國，麵臨(lin) 的勞動力替代性壓力可能更大。中國社科院人口與(yu) 勞動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屈小博在《中國人口與(yu) 勞動問題報告No.20》中提到，根據課題組對國內(nei) 2000家企業(ye) 的調研，新技術應用帶來的製造業(ye) 普通勞動力崗位的替代率為(wei) 19.6%。

技術迭代下，外賣員成了國內(nei) 製造業(ye) 工人轉行的主要選擇之一，工人轉行的外賣員成了行業(ye) 主流。數據顯示，在餓了麽(me) 300萬(wan) 名騎手中，有15%的外賣騎手是工人轉型，占比最高。美團外賣在疫情期間新增的100萬(wan) 外賣騎手中，有27.2%來自製造業(ye) 企業(ye) ，也占比最高。

麵對此景，“玻璃大王”曹德旺曾炮轟：“當下年輕人寧願去做物業(ye) 保安，寧願去送外賣，也不願意去工廠了，這是目前國內(nei) 製造業(ye) 的困境，年輕人不能老是去送外賣！”

潘紀剛也發現，雖然普工的“用工荒”幾乎不再，但對口高級技工依然稀缺，尤其是一些專(zhuan) 業(ye) 高級技師，市場薪資已經開到了萬(wan) 元以上，依然應者寥寥。

從(cong) 事外賣近兩(liang) 年的33歲外賣員陳斌，曾是河北保定一家汽車工廠的噴漆工人。他不是科班出身，最早由師傅帶入行，後來進了汽車廠，工作四年後，一個(ge) 月工資從(cong) 3500元漲到了5000元左右。

“工資漲得慢，錢不夠用。”2018年7月，陳斌來北京當外賣員，每月到手收入一度維持在8000元～10000元之間，他很滿意，“這相當於(yu) 我們(men) 當地一家4S店高級汽修技師的收入了。”

持有國家一級證書(shu) 的高級汽車機電維修技師曾是陳斌眼中的高薪工作。但由於(yu) 理論知識、技能證書(shu) 、工作經驗的門檻，初中文化的陳斌並未選擇這條路。今年複工以來，陳斌送外賣的收入再沒有回到從(cong) 前的高峰期。北京高昂的生活成本開始形成壓力，陳斌萌生了一絲(si) 回鄉(xiang) 的念頭，“回去就是繼續做工，但還是要學技術。身上有技術，才不愁吃飯。”

實際上，製造業(ye) 普工易招、高級技工稀缺的局麵存在已久。在勞動力市場上，求人倍率指的是在一個(ge) 統計周期內(nei) ，有效需求人數與(yu) 有效求職人數之比。以製造業(ye) 大省江蘇為(wei) 例，近年該省技能勞動者的求人倍率一直在1.5以上，高級技工的求人倍率甚至達到2以上的水平。這意味著，平均1位高級技工有2個(ge) 以上崗位可挑選，遠高於(yu) 普通崗位約1的求人倍率。“如今高級技工緊缺現象已逐步從(cong) 東(dong) 部沿海擴散至中西部地區，從(cong) 季節性演變為(wei) 經常性，供需矛盾突出。”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yu) 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孫文凱對此表示。

受疫情影響，今年勞動力市場需求下降明顯。但高技能人才依然短缺。人社部發布的2020年第一季度相關(guan) 數據顯示，盡管受季節性因素和新冠肺炎疫情疊加影響，市場用人需求和求職人員數量同比收縮，但各技術等級或專(zhuan) 業(ye) 技術職稱的崗位空缺與(yu) 求職人數的比率均大於(yu) 2.0。

在技術性失業(ye) 浪潮後，未來的就業(ye) 門檻將提高，知識型、技能型勞動力將成為(wei) 主流。“2010年以前，隻要是個(ge) 勞動力就能找到工作。但今後不會(hui) 了，傳(chuan) 統製造業(ye) 的勞動密集型崗位需求會(hui) 越來越小。”屈小博直言，“今後無論是製造業(ye) 還是服務業(ye) ，知識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會(hui) 越來越大，和勞動密集型崗位的收入差距也會(hui) 進一步拉大。”

盡管如此，不管企業(ye) 如何為(wei) “技工荒”而頭疼，社會(hui) 各界如何呼籲重視職業(ye) 技術教育，收入相對較高的技工，即使是高級技工，也依舊很難成為(wei) 年輕人的優(you) 先職業(ye) 選項。從(cong) 一個(ge) 基層勞動者的角度看，在大致相當的薪資區間下，相比能快速入行的快遞外賣員，花費更高的培養(yang) 成本、冒著更大風險去學習(xi) 高級技工，則顯得投入產(chan) 出比更低。

雖然企業(ye) 願意在工資福利上向高級技工“多支付一些”，甚至願意高價(jia) 到勞動力市場上去挖人。“但企業(ye) 招聘這樣的高薪技工也是有前提條件的。”章錚指出，一言以蔽之，企業(ye) 追求“靈活用工”，技工追求職業(ye) 穩定。

由於(yu) 高級技工所學技術通常是專(zhuan) 用於(yu) 某一行業(ye) 、某一工種，技術層次越高，技術的專(zhuan) 用性往往也越強。技工如果改行，他經多年學習(xi) 和工作所掌握的技能會(hui) 全部或大部分報廢。因此，在決(jue) 定是否學習(xi) 某一門技術時，對口工作的待遇和穩定性就成了他們(men) 考慮的關(guan) 鍵因素。以智能手機屏幕的打磨拋光工作為(wei) 例。過去，手機屏幕玻璃的打磨拋光需要工人來做，這一技能需要至少三年的學習(xi) 培養(yang) ，才能達到高級技工水平。但隨著智能終端的需求爆發，自動化手機屏幕玻璃精雕機開始在麵板生產(chan) 行業(ye) 中普及，迅速替代了傳(chuan) 統的人工打磨崗位。

章錚還對高級技工的培養(yang) 成本進行過估算，結論是：即使上技校的學費由政府全額補貼，農(nong) 民工要想把因上技校少掙的錢賺回來，技校畢業(ye) 後至少需要從(cong) 事本行工作8~10年。

在這種情況下，盡管技校招生數量在增加，但技校畢業(ye) 生“畢業(ye) 即改行”的數量也在增加。“漏桶打水，其後果就是技工始終不夠用。”章錚說。

“實際上，機器對人的替代不意味著完全的崗位損失。”屈小博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技術會(hui) 替代一部分傳(chuan) 統低技能工作崗位，也會(hui) 創造出一批人機協作等新技術崗位。以格力集團在2018年的大規模轉崗培訓為(wei) 例，對崗位被替代的工人進行再培訓、上新崗，可以實現既不大規模裁員，又大幅提高生產(chan) 效率。”

“如果企業(ye) 一方麵要求員工不斷提高技術水平，另一方麵花大力氣對技工進行在職培訓，並向技工提供長期穩定的本行工作崗位。工作穩定、收入不低，員工留不住的問題也就不存在了。”章錚直言，“但事實上，不是所有的製造業(ye) 企業(ye) 都能走上這條路。”

“整體(ti) 上看，中國製造業(ye) 的年輕勞動力就業(ye) 確實在萎縮，新經濟下的新興(xing) 服務業(ye) 更受年輕人的青睞。”孫文凱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一方麵是收入差距正在拉大，另一方麵是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年輕人更重視工作性價(jia) 比、崗位尊重、工作環境等因素，工廠要想留住年輕人，需要綜合考慮這些因素的提升。”

外賣員的未來在哪裏

轉行兩(liang) 個(ge) 月間，作為(wei) 外賣新手的苗森並沒有拿到傳(chuan) 說中“月入過萬(wan) ”的收入。他眼看著外賣站點的外賣員越來越多，可一個(ge) 人每天接到的單子卻越來越少。

苗森從(cong) 站點裏其他資深外賣員的交談中意識到，今年新增的騎手隊伍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壯大。疫情衝(chong) 擊下，幾乎無門檻的外賣行業(ye) 成為(wei) 吸納就業(ye) 的重要蓄水池。送外賣，成了現下許多失業(ye) 和待業(ye) 青年門檻最低、賺錢最快的臨(lin) 時職業(ye) 選擇。

“人多單子少，根本不夠分的。”苗森很無奈，“5月份訂單量剛漲起來，又新來了很多兼職外賣員，他們(men) 下班時間來跑是多一份收入，可我們(men) 全職的就隻能靠這個(ge) ，很多資深外賣員收入也沒回到去年的水平。”

另一方麵，疫情期間大幅下滑的訂單量，也影響了外賣員的薪資。美團2020年一季度財報顯示，受線下門店停業(ye) 及小區封閉影響，美團一季度餐飲外賣收入同比減少11.4%，外賣訂單量日均下跌18.2%，總訂單量同比下滑46%。到了5月上旬，外賣訂單量雖已恢複至疫情前的90%，但在6月中旬出現第二波疫情之後，北京多個(ge) 地區的訂單量又出現大幅下滑。

僧多粥少的局麵下，選擇將外賣員作為(wei) 兼職工作的人越來越多。平台數據顯示，在美團外賣騎手中，有近六成騎手每天配送時間小於(yu) 4小時；在餓了麽(me) 騎手中，有56%的騎手有第二職業(ye) 。

從(cong) 表麵上看，快遞外賣行業(ye) 的收入水平不低，但高工資實際來自高強度的超時加班。社科院一項針對快遞員群體(ti) 的調查報告指出，近一半的快遞員每天工作10至12小時，如果以小時工資為(wei) 標準，則快遞員月均4859元的收入，時薪僅(jin) 有23.9元，與(yu) 人社部公布的最低工資標準水平差不多。而外賣員的收入則已經是配送從(cong) 業(ye) 人員中的最高水平。

但事實上，外賣員的薪資完全依賴於(yu) 工作量，多勞多得。平均一單5～8元不等的抽成所構成的收入，看似到手收入比較高，卻是因為(wei) 少了社會(hui) 保險的各項繳費。“我們(men) 沒有基本的社會(hui) 保障，隻能多賺點算點，為(wei) 以後早做打算。”一位37歲的女外賣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現在很多全職外賣員，也在等待接單的空隙做一些微商、刷好評之類的網絡兼職。

“外賣員屬於(yu) 平台型就業(ye) ，因為(wei) 逃避了社保繳費，才變相增加了到手收入。” 屈小博指出，“目前外賣員仍然不是一個(ge) 穩定長期的工作，有很高的流動性，很難進入正規社會(hui) 保險體(ti) 係中，且外賣平台一般隻提供商業(ye) 意外保險。這樣的收入結構決(jue) 定了外賣員並不是一個(ge) 長期穩定的工作。”

社科院報告指出，因投訴糾紛、缺少保障及職業(ye) 發展等問題，很多青年並不把快遞配送作為(wei) 一份長久工作。從(cong) 業(ye) 不足一年者占39%，一至兩(liang) 年占31.2%，兩(liang) 至三年占12.1%，五至六年占5.9%，七年以上為(wei) 11.9%，短期從(cong) 業(ye) 特征明顯。

此外，年齡、收入水平、婚育情況、身體(ti) 健康情況等也對快遞外賣員的職業(ye) 流動有顯著影響。在章錚看來，快遞外賣業(ye) 的競爭(zheng) 正在趨於(yu) 飽和，平台激勵下降，薪資正在進入常態化，“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快遞外賣員的高薪資一定來自多勞多得”。

清華大學社會(hui) 科學學院博士後王藝璿在一篇針對城市快遞小哥的調查中指出，快遞小哥在城市中不僅(jin) 麵臨(lin) 較大的生活壓力，也過早地忍受著胃病、腰肌勞損、風濕關(guan) 節痛等“職業(ye) 病”。

職業(ye) 流動和返鄉(xiang) 是這個(ge) 群體(ti) 改善現狀的主要渠道。但在如今人力資本的限製下，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缺乏專(zhuan) 業(ye) 技能的快遞外賣員們(men) ，很難找到快遞行業(ye) 之外的工作。在王藝璿課題組的調研中，有將近68%的快遞小哥會(hui) 工作幾年後選擇返鄉(xiang) 創業(ye) 。

在33歲已經成家的外賣員陳斌看來，返鄉(xiang) 是最後一條路，但也是最現實的一條路。“像我隻有初中文化的人，沒有城裏的公司會(hui) 要我。”言語間，陳斌的無奈與(yu) 心酸盡顯。

“返鄉(xiang) 回流會(hui) 是這個(ge) 群體(ti) 中大多數人的選擇。”章錚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快遞外賣員的勞動量非常大，職業(ye) 聲望又比較低，加之工作的投訴率高，社會(hui) 認同度低，是典型城市融入度不高的群體(ti) ，工作一段時間後返鄉(xiang) 是大概率的選擇。”

不過，時至今日，機器雖然已經替代了工廠流水線上的基礎崗位，但並未能完全替代快遞外賣配送線上的基礎崗位。從(cong) 快遞物流到外賣跑腿，智能機器隻控製了倉(cang) 儲(chu) 分流環節，在配送線上的“最後一公裏”，在麵對麵的服務環節，依然需要依賴人工。因此，章錚認為(wei) ，“盡管快遞外賣員從(cong) 事的是服務業(ye) 中的基礎崗位，但在未來十年內(nei) ，這類崗位還難以被機器替代。隨著電商和線上服務業(ye) 的進一步發展，快遞外賣業(ye) 的人力需求仍然會(hui) 持續增長。”

目前，第二產(chan) 業(ye) 仍然是中國經濟的重要支柱。2019年，美國第三產(chan) 業(ye) 產(chan) 值占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的比重高達81%，而中國的這一數字為(wei) 53.9%，相當於(yu) 美國1947年前後的水平。相比之下，美國的生產(chan) 性服務業(ye) 更為(wei) 發達，以金融、信息技術、房地產(chan) 等知識密集型服務業(ye) 為(wei) 增長支柱。中國則是住宿餐飲、居民服務、文化娛樂(le) 等消費性服務業(ye) 占據主體(ti) 地位，科技型服務占比較低。與(yu) 美國相比，中國消費性服務業(ye) 的勞動密集型屬性更強，單位勞動生產(chan) 效率更低。

“中國服務業(ye) 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密集型崗位。包括快遞外賣等在內(nei) 的中國新興(xing) 服務業(ye) ，其線上化新經濟形勢帶來了靈活用工、共享經濟等新模式，確實增加了幾百萬(wan) 的就業(ye) 規模。疫情則進一步加速了這一趨勢。”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yu) 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孫文凱指出。

“未來，中國服務業(ye) 的增加值比重和就業(ye) 份額將繼續穩步提升，潛在增長空間較大。這是不可逆轉的趨勢，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孫文凱表示，但一個(ge) 殘酷的現實將是，“服務業(ye) 中的高端知識型崗位和低端勞動密集型崗位之間，收入差距將會(hui) 進一步擴大。”

快遞員外賣員的明天在哪裏？對於(yu) 疫情期間新增的超過200萬(wan) 的外賣騎手而言，趁著外賣行業(ye) 正在複蘇，讓手裏盡量多一些現金流，攢一些錢回鄉(xiang) ，或許就是眼下最實在的生存之道。

“我現在雖然沒有月入過萬(wan) ，至少也比以前在廠子裏多一點。”談及未來，22歲的苗森還沒有明確的職業(ye) 規劃，他的目標也和帶他入行的老鄉(xiang) 一致：“先幹著，攢點錢，以後回老家開個(ge) 小店。”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苗森、陳斌為(wei) 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