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麵臨(lin) 搶占新工業(ye) 革命主導權的機遇期，培育壯大新動能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攻關(guan) 期，以及新冠肺炎疫情衝(chong) 擊的恢複期疊加的挑戰。如何平衡好新工業(ye) 革命“推力”和疫情“壓力”的關(guan) 係，促進數字經濟與(yu) 實體(ti) 經濟的深度融合發展，推動消費互聯網與(yu) 工業(ye) 互聯網協同發展，是當前以及未來一段時間經濟發展的重點任務。

隨著以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為(wei) 核心特征的第四次工業(ye) 革命到來，全球產(chan) 業(ye) 結構和發展方式將發生深刻變革。數字經濟已成為(wei) 第四次工業(ye) 革命的重要基石。數字經濟是以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wei) 關(guan) 鍵生產(chan) 要素，通過融合應用各類信息通信技術，推動生產(chan) 生活數字化轉型的全新的經濟係統。這一經濟形態正深刻影響著人類的生產(chan) 、生活和消費行為(wei) ，不斷催生出新組織、新業(ye) 態、新模式。目前我國數字經濟規模已占到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一，而數字基建是新型基建的核心內(nei) 容，是服務於(yu) 數字經濟發展所進行的基礎設施建設。

有利於(yu) 釋放大規模“數字紅利”

通過完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加快發展數字經濟，可以釋放大規模“數字紅利”，為(wei) 我國謀取未來國際競爭(zheng) 優(you) 勢。

第一，發展數字經濟並實施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是把握第四次工業(ye) 革命機遇、參與(yu) 全球科技競爭(zheng) 的重要抓手。為(wei) 搶抓新工業(ye) 革命的重大曆史機遇，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紛紛加強數字經濟的戰略布局。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係統完備的數字基建體(ti) 係，有利於(yu) 我國在新工業(ye) 革命中占據製高點，夯實數字經濟發展基礎。

第二，發展壯大數字經濟，推動產(chan) 業(ye) 數字化轉型和智能化升級，有利於(yu) 促進新舊動能轉換，打造高質量發展的新引擎。數字基建是技術創新的新載體(ti) ，有助於(yu) 5G、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雲(yun) 計算和區塊鏈等技術的融合創新和場景化應用，為(wei) 數字經濟發展厚植“數字土壤”。數字基建通過對技術、人才、資本、數據等各類產(chan) 業(ye) 資源的泛在連接、彈性互補和高效配置，打通全要素、全產(chan) 業(ye) 鏈、全價(jia) 值鏈，促進各行業(ye) 深度融合、上下遊聯動，幫助更多企業(ye) 提質降本增效減存，實現新舊動能轉換。

第三，加快發展數字經濟有利於(yu) 更好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是推動消費升級新動力。依托數字基礎設施所形成的智慧城市、智慧醫療、智慧交通、智慧家居等智能服務體(ti) 係，能夠提高公共服務質量，為(wei) 醫療、教育、交通、餐飲、娛樂(le) 等領域深度賦能，催生更多消費新形式，提升消費服務水平，改善民生福利。

第四，以數字基建挖掘數字經濟新增長點，可以作為(wei) 疫情衝(chong) 擊下的逆周期調節措施，是化危為(wei) 機的新抓手。發展數字經濟既能創造數字基建等巨大投資需求，又能撬動龐大的消費市場，乘數效應和帶動效應顯著，有效提振市場主體(ti) 信心，穩定市場預期。與(yu) 此同時，數字基建能帶動傳(chuan) 統基礎設施的數字化改造和智能化升級，實現基建投資整體(ti) 結構的優(you) 化。

數字基建是新型基建的核心

發展數字經濟，建設數字中國，要讓數字基礎設施成為(wei) “先行官”，不斷提升數字產(chan) 業(ye) 化、產(chan) 業(ye) 數字化水平，實現高質量發展。

一是構建“政府引導、市場主導、多方參與(yu) ”的共建共投共享的體(ti) 製機製，使“有為(wei) 政府”和“有效市場”協同發力，完善政府頂層設計和規劃引領，讓市場起決(jue) 定性作用，擴大對數字基建和數字經濟的有效投資。數字經濟的發展和數字基建的推進，關(guan) 鍵要厘清政府與(yu) 市場的關(guan) 係，兼顧自上而下的供給推動和自下而上的需求拉動，堅持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主線，提高投資建設的有效性與(yu) 可持續性。要注重發揮“有為(wei) 政府”和“有效市場”的協同作用，協調好中央政府與(yu) 地方政府、政府投資與(yu) 民間投資、國有企業(ye) 和民營企業(ye) 的關(guan) 係。

中央政府要做好數字經濟發展的頂層設計和規劃引領，通過製定行業(ye) 規則、設施標準、規劃布局、監督考核等，引導並規範數字基礎設施的有效投資和有序建設。地方政府要充分考慮本地發展情況和財力、債(zhai) 務承受情況，循序漸進開展數字基建，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避免形成新的地方債(zhai) 風險。

政府可通過完善法律法規和製度標準，保障數據鏈、資金鏈、產(chan) 業(ye) 鏈、創新鏈的有效閉合、互聯互通與(yu) 深度融合。確定數據的資產(chan) 定位，加快數據資源的產(chan) 權歸屬立法，促進數據的確權、流通、交易、保護，解決(jue) 數據資源分散、體(ti) 製分割、管理分治的難題。要製定政務數據資源的開放共享政策，明確相應的標準規範，保障數據共享交換和業(ye) 務協同。推進一體(ti) 化的公共性大數據中心建設，打造政務綜合、政企融合等綜合性信息共享和服務的頂層體(ti) 係架構。完善公共數據安全與(yu) 隱私保護的相關(guan) 法律法規，著力構建數字基建運行安全監管體(ti) 係，提高對數據泄露等潛在風險的感知敏銳度和應對能力。需要注意的是數字基建不能采用“政府包辦”和“大水漫灌”的方式，應充分發揮市場在數字基建資源配置中的決(jue) 定性作用。

二是處理好數字基建與(yu) 數字經濟的關(guan) 係，實現數字基礎設施“建”“用”並重，加快關(guan) 鍵核心技術創新，強化應用牽引，提升數字基建服務數字經濟的能力。

數字基建可以為(wei) 數字經濟發展打下紮實基礎，而數字經濟為(wei) 數字基建創造了豐(feng) 富的產(chan) 業(ye) 化應用場景，兩(liang) 者缺一不可。聚焦數字基建所需的高端芯片、關(guan) 鍵器件、工業(ye) 軟件等關(guan) 鍵核心技術攻關(guan) ，推動信息技術、運營技術等多種技術融合創新，夯實數字經濟的技術底座。數字基建對數字經濟的價(jia) 值體(ti) 現不僅(jin) 在“建”，關(guan) 鍵在“用”。

相關(guan) 數據顯示，我國有14億(yi) 人口的市場，而且人均GDP已經達到1萬(wan) 美元以上，16億(yi) 移動電話用戶，4.5億(yi) 固定寬帶接入用戶和8.5億(yi) 手機網民。超大市場規模、完備的工業(ye) 體(ti) 係和豐(feng) 富的網絡資源，為(wei) 數字經濟的發展、數字基建的落地應用創造了巨大的市場需求和廣闊的應用場景。

強化應用牽引，圍繞數字經濟發展需求，構建數字基礎設施“建”“用”互促的生態體(ti) 係。大力推廣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與(yu) 應用，利用數字技術模塊對傳(chuan) 統產(chan) 業(ye) 進行改造升級，支持工業(ye) 企業(ye) 構建數字化的生產(chan) 、經營、管理體(ti) 係，推動智能製造、大規模個(ge) 性化定製、網絡化協同製造和柔性化生產(chan) 。積極探索5G、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雲(yun) 計算、區塊鏈等新技術在工業(ye) 互聯網中的技術融合和豐(feng) 富應用，為(wei) 各垂直行業(ye) 和領域賦能賦智，促進產(chan) 業(ye) 集群數字化發展。優(you) 化工業(ye) 互聯網平台資源整合、運營管理、安全保障等服務支撐，加強工業(ye) 設備的連接、管理以及數據采集、建模分析及開發應用，加快“啞設備”的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改造，有效挖掘數據價(jia) 值。積極搭建供應鏈、產(chan) 業(ye) 鏈、產(chan) 融對接的數字化平台，幫助企業(ye) 打通供應鏈、對接融資鏈，實現業(ye) 務、人力及生產(chan) 資源的精準配置、靈活調度。推進應用牽引，減少網絡通信、IDC運維租金等數字基礎設施使用成本，降低使用門檻，讓更多市場主體(ti) 分享數字經濟“紅利”。

三是以“智慧城市”為(wei) 抓手，持續推進信息化、工業(ye) 化與(yu) 城鎮化深度融合，實現公共服務供給與(yu) 數字化治理能力相結合，不斷強化數字經濟時代的治理能力。

持續推進智慧城市建設，構建適應數字經濟、智能社會(hui) 發展需求的基礎設施體(ti) 係，提升公共服務水平。搭建數字化城市管理平台，將數字基建與(yu) 交通、教育、商務、醫療、金融、安防等城市智能場景相結合，改善市民生活質量。圍繞優(you) 化城市資源統籌協同能力、提升城市應急響應能力和應急保障能力等，促進公共服務智慧化、社會(hui) 治理精細化、安全監管精準化。

利用5G、人工智能等技術推動我國公共衛生服務體(ti) 係的數字化轉型和智能化升級。建立健全公共衛生事件網絡直報、監測預警、應急管理和疾病預防的數字化平台，提高重大公共衛生風險的發現、預警和響應處置能力。探索打造跨域聯合共建共享的“醫共體(ti) ”等數字化醫療和健康服務平台，推廣“5G+”遠程會(hui) 診係統。搭建疾病預防控製機構、常規醫療機構和重大疫情救治體(ti) 係間的數字化協同平台，強化信息共享、資源統籌調配和業(ye) 務協同配合，打通全鏈條的防控救治環節。

推進“數字政府”建設，強化數字經濟時代的治理能力。建立更多有效的跨部門業(ye) 務協同模型，促進數字政務係統從(cong) 部門獨立運作向部門間協同治理轉變。推動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向基層社會(hui) 治理單元深度延伸，強化“後台”的數據分析監測能力，弱化“前台”的人海戰術，為(wei) 基層社會(hui) 治理賦能。

四是注重區域協調和城鄉(xiang) 融合發展，通過完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打造城市群高質量發展新動力，加快彌合區域間“數字鴻溝”，提升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普惠性與(yu) 可及性，培育全民信息化素質素養(yang) ，為(wei) 實施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和助力脫貧攻堅形成有力支撐。

不同地區對信息和網絡技術掌握水平、應用程度以及創新能力存在差別，數字基建在區域分布上要注意點麵結合、協調發展。城市群是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重要載體(ti) 。將城市群、都市圈作為(wei) 布局數字基建的重點。以京津冀、長江經濟帶、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重大戰略為(wei) 引領，加快構建城市群數字網絡，帶動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合理流動和高效集聚，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和生產(chan) 效益，開拓區域融合發展新空間。推進城市群內(nei) 、城市群間基礎設施的數字化、智能化改造，打造連接緊密、智慧管理、便捷高效的“1小時都市圈”。數字基建的普惠性需進一步下沉，縮小城鄉(xiang) 之間的“數字鴻溝”，推動中西部地區、落後地區等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與(yu) 改造。

加大農(nong) 村地區信息和通信基礎設施建設力度，完善信息終端和服務供給，加快解決(jue) “長尾”區間未能有效覆蓋的短板，避免“信息落差”“知識分隔”帶來新的貧富分化加劇。構建數字經濟時代城鄉(xiang) 融合發展的數字基礎設施體(ti) 係，暢通以數據為(wei) 代表的新型生產(chan) 要素在城鄉(xiang) 間的雙向流動。在農(nong) 村電子商務、遠程教育培訓、自然資源遙感監測和農(nong) 業(ye) 物聯網平台、智慧農(nong) 業(ye) 基礎設施等方麵重點發力，切實發揮“數字鄉(xiang) 村”建設在完善鄉(xiang) 村產(chan) 業(ye) 體(ti) 係、實現農(nong) 業(ye) 農(nong) 村現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強化數字技術使用的宣教普及，培育全民信息化素質素養(yang) 。

五是統籌利用國內(nei) 和國際“兩(liang) 個(ge) ”市場，深化數字經濟國際合作，推進“一帶一路”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積極打造開源開放創新平台，參與(yu) 製定國際標準體(ti) 係和數據治理機製。

為(wei) 適應數字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應以開放的姿態與(yu) 國際社會(hui) 接軌。拓展數字經濟的國際合作與(yu) 交流，攜手全球更多國家和地區共同探索數字經濟創新，完善數字經濟對話協商機製。打造專(zhuan) 業(ye) 化國際化的數據智能技術平台，促進全球數據資源的共用共享，為(wei) 跨境電子商務、跨境智能物流、跨境智慧旅遊等提供支撐服務。推進“一帶一路”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優(you) 化跨境通信交流、導航定位以及大數據采集管理、交換共享與(yu) 挖掘分析水平，改善區域通信狀況和互聯互通的層次。開源開放平台是數字經濟技術開發應用的關(guan) 鍵基礎設施。強化國際化的開源社區、開源平台等基礎設施建設，為(wei) 企業(ye) 開放基礎框架、基礎服務、開發工具、基礎算法組件等底層技術，吸引全球開發者團隊、行業(ye) 企業(ye) 和優(you) 秀的開源項目入駐平台，促進技術的協作攻關(guan) 與(yu) 迭代升級。

需要強調的是標準化是提升數字經濟國際競爭(zheng) 力的戰略性支撐。應積極參與(yu) 數字經濟領域的國際標準製定，及時總結推廣“中國標準”，進一步提高國際話語權。加強國際數據治理規則研究與(yu) 治理政策儲(chu) 備，健全知識產(chan) 權保護等法律法規，完善數據跨境交易、流通與(yu) 監管機製，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ti) 。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國家發展戰略研究院）